中年之后，所有其他人的不幸都像发生在我身上。马航意外，我唯一的感受是：我怕。
我怕我是谜团的中央，如果命运真推送到终极，我心里翻腾的一定全是：房贷怎么办？明天谁送小孩上学？老人将何以度残年？有没有人能给我一张纸片，让我匆匆写下所有银行密码、所有文件契约的所在地。远藤周作小说《深河》里，得了重病的作家，每天强颜欢笑，却在上手术台的前夜，向他养的大黑鸟痛苦地嘶吼出来：我死了我老婆孩子怎么办，他们怎么活下去。我读到这里，眼泪止不住地流。
我也怕我是等待的人：好好的出了门，怎么突然间生死不知。汤已经煲好，热水器早就烧到70度，我在等你，你怎么还不回来。我奔走，我寻求，谁给我答案——不，我不要答案，我只要你的平安。再不信神佛的的人，这一刻都不能不祈祷。但宿命的意思，怎么猜测。
我更怕，我会变成我不想要的，那种“心如铁石的人”。几十小时吉凶未卜，流言满天，我终于丧失耐心，对朋友放胆说：若他们说的属实，真是恐怖袭击，那么定要以牙还牙，以血洗还血洗。“人，比起爱，更因憎恨而结合。人因有共同的敌人而结合在一起。长久以来，任何国家、任何宗教，都是如此延续下来。”——但我心中生起隐隐不安，这里面是否也包括了无辜者的血？仇恨一旦开始，报复势必在必行，那谁来区分有罪无罪？像“淫人妻女报在妻女”一样，受伤赴死的，总是最弱小的群体。
2011年，因为工作的原因，我坐过一二百次高铁、动车，我很喜欢它沉默的舒适、准时以及——我感受到的安全。火车上一次小睡，或者半本小说，就到了我要到的地方，邻座的聊天也与我无关。也就是那一年，7月2日高铁事故震惊全国。我不寒而栗，感觉每一段旅途，都是单身涉险，每一次回家，都是劫后余生。
撞车后的第二天，我还要按照原行程出发——车站一如即往，有序的嘈杂，过一阵子，喇叭便播诵一次：“去往广州的旅客请注意……”隐约的胡思乱想，像冬日里冷凝的呼吸，就悬在鼻孔前。火车的那一头，有工作在等我，在生存面前，所有痛哭犹疑都像是矫情之一种。
我偶尔当笑话讲给人听——却被一个不认识的小朋友指斥。他说为了给“有关部门”施压，应该集体抵制高铁，只有全车厢空空如也，才是空拳的力量。我哑然失笑，小朋友太年轻，还不懂生活。
我没有跟我妈讲高铁事故——就像现在，我也不和她谈马航意外一样。我和她聊的社会新闻，大部分都是老年人如何被骗或者摔倒没人扶。危险世代，每个年龄层有自己的恐怖要面对。
我却忘记，信息时代，儿女不再是老人获得新闻的唯一窗口。
高铁事故后第二周，我正常外出，本应周日到家，周六上午，我妈打电话给我，劈头一句：“你怎么还没到家？”我一愣，说：“你弄错日子了。今天是周五（我也慌乱得口误）。你不要紧张。”她说：“哦……（明显松一口气）我不紧张，你也不要紧张。”挂了电话。我觉得有眼泪，好像要掉出来。
我明知恐惧无济于事，甚至可能出于“先发制人”的念头，变成恶意。但我，控制不了，它从心底一层一层地翻出来。生死大劫，阴影重重，每一个好日子都像苟且偷欢。
我唯一能安慰自己的正能量便是：因为恐惧，因为知道终将失去，于是把与你共度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当作最宝贵的光阴——这个“你”，是我的家人爱人朋友工作以至一切。
（原标题：向谁去说我的恐惧。作者：叶倾城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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